1957年1月，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贺龙出访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路途中，米高扬几次要求停车，要到群众家里去参观。
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请他不必去了。但是他一路上还是几次下车在村镇中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毫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我问他：“你既然生怕暴露自己，极想保密，为何自己又要到处乱跑，不注意守密呢？”
他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我回答：“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后来在50年代初，米高扬每次见到我时，总要回忆他到石家庄——西柏坡的旅行，并深感内疚，颇为抱歉他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道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的。”
1957年4月1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右)在欢迎酒会上
中午，米高扬来到西柏坡。
与他同行的有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及其警卫员。毛泽东在门口迎接他们，然后在会客室举行了一般性的会谈。
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
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米高扬还说，我们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之后，双方开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般情况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
1957年5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北大，在办公楼前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为了使斯大林全面了解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并在革命胜利后取得苏联在国际上的真诚支持，中共中央主要由毛泽东主席与米高扬连续谈了三个整天。
这次谈话的范围，广泛涉及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权问题；恢复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问题，以及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和中共的民族政策问题，等等。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分别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
毛泽东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右一)。
这些谈话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在过去长时期以来，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迫近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对一系列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实际上勾画了未来新中国蓝图的基本轮廓。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问题上，毛泽东向米高扬指出，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关于这个国家政权的组成及其成员问题，毛泽东申明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些民主党派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7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毛泽东强调指出：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为骨干，同时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米高扬曾说，中共中央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才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在1948年4月以前，毛泽东主张，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所有其他党派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米高扬还说，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强调了这一点。经中央档案馆查找，没有发现毛泽东拍发过此种内容的电报。事实上，所谓11月30日的“电报”，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主张。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颁布的政策第一条即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将这条政策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可见，米高扬的说法，与史实完全不符。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分别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
毛泽东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
在恢复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向米高扬指出：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的进展，可能会快些。
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除解放区的青年踊跃参军外，我们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代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目前解放军除完成作战任务外，还得驻守解放区和城市，维护治安、剿匪等，并在条件许可下进行生产自给，改善生活。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而应实行寓兵子民的方针。
1959年1月28日，周恩来赴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一大，向大会宣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贺词
关于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有一个通俗的比喻，这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
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脚踏进我们的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睐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凡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一天不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关于美国干涉中国局势问题，毛泽东曾在1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但同时又指出：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据此，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向米高扬指出，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毛泽东明确地表示：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有凡笔帐要算：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全部撤离中国。这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坚定立场。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问题，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大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凡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实力了。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1959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群众游行和阅兵式。
(前排左六起：邓小平，金日成，周恩来，苏斯洛夫，胡志明，毛泽东，赫鲁晓夫，刘少奇、米高杨)
毛泽东说，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辨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吏需要时间。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向米高扬指出：他们虽然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到压抑和排挤。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总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对资产阶级分子的使用，也可能出现某些消极方面的现象，我们也应注意防止和纠正。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指出：土改工作不能同时在所有地区同样地展开。一是要随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展开，二是要按地区、分阶段来进行。看来，大致要分凡个阶段，用数年功夫来完成。先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完成土改，再在长江两岸地区进行，然后要在华南及边远地区进行。因为这不仅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理解，而且还需训练相当数量能掌握政策的干部来领导进行。不可以（即使在我们的政权领导下）用振臂一呼、万众皆起的方式做这件事。土改同时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所以必须把经济与政治这两方面的工作同时都做好。我们较老的干部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他们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同时由他们带领、帮助和教育新的工作人员，对其加以训练培育，是可以顺利地完成土改工作任务的。
1959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在民族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凡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
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比起汉族来，都属于少数民族。人们习惯地把汉族人称中国人，但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例如，今天称你们是苏联人，这可以包括苏联所有各民族在内，但如果说你们都是俄罗斯人，显然就不对了。试看在座的三位：一个是亚美尼亚人（指米高扬）。一个俄罗斯人（指伊万·柯瓦廖夫），一个犹太人（指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三个人属于三个不同的民族，不是吗？！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目前是这样。但从历史上讲，汉族也多次被异族奴役过、统治过，虽然汉族是个大族。总而言之，民族政策必须是端正的，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间的纠纷必须妥善排解。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摩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决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对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还介绍了我党内的状况，其中谈到我党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7 9:20:47编辑过] | 
发表于 2006-5-7 09:15:37
楼主
两位伟大的总理：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会见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发表于 2006-5-8 10:48:48
发表于 2006-5-7 14:43:20